总的来看，下阶段，随着一些地区肉类腌制的需求持续增加，加上元旦、春节节日消费的提振作用，猪肉消费需求会有所增加。

与煤价相比，电价则相对刚性，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的浮动范围在此轮电价改革前仅可上浮10%。在吴琦看来，电价改革将带来多方面影响。

在内蒙古自治区不缺电力还外送电力的情况下，江苏、山东、广东、浙江等四省的外购电力需求最大。价格机制改革是电改的核心。记者查询各地电力交易中心官微后发现，电价改革启动3天以来，山东、江苏等地已各自组织开展了深化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后的首次交易，成交均价较基准电价顶格上浮(不超过上浮20%的价格最大值)。管住中间、放开两头，10月15日，随着新一轮电价改革启动，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二是电价接近20%的顶格上浮成交，说明购电省份的电力市场需求旺盛，当地经济发展动能强劲。

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回应称：公司2021年上半年市场化电量占比约37.90%。实际上，今年八九月份已有部分地区下发电价改革方案。新能源为君并不意味着无序盲目发展。

顶层设计是纲，纲举目张，纲包含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基本定位、基本特色、基本功能、基本机制、基本动力、基本进程、基本保障等。因此，在大力发展新能源背景下，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占比是最佳选择。同时，能源本身就是国之大者，而电力是能源的核心。所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要同步深化新型风险研究和防范，重构电力安全理论和防范风险体系。

人类利用太阳能从古至今没有间断，但是太阳能真正称其为新能源是以现代综合性技术应用为标志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新型电力系统将逐步由化石能源电源为主导的电力系统，转换为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在功能主体上各占半壁江山的电力系统，再转换成以新能源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当终端能源以电能（包括以新能源发电电解制氢）为主时，电能将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全面影响到人类的衣食住行及工作、信息沟通、社交、文化等领域，成为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物质，其重大电力安全风险将成为国家和人民难以承受之重。当电能普遍用于公共事业、工业动力时，电能短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显著增加。在第三代电力系统建设中，中国煤电大气污染物控制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是后发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总体先进、部分领先的现代电力系统。

同时，应当将新能源的正外部性效益（即把低碳和资源节约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好处）在总成本中扣除。总体思路是要回归电能的商品属性的主体地位，包括电能质量（时空特性和物理特性）属性，同时，要在商品属性和电能的公共属性之间划好界线。与传统的电力系统比，不仅是增加了储能和战略备用，而且原有的要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一，新能源为主体的多元电源支撑体系。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将显著呈现以电能为主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模板意义上的国家层面新型电力系统，中国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项基于国情的伟大创新。

一是中国电力供需矛盾由长期短缺发展为近几年的在综合实力上可以支撑整体供需平衡。从时间段上看，2035年左右是智能电网为主要特征的新能源与化石能源各占半壁江山的系统，此后电力系统加快向新能源为主体的形态转变，到碳中和阶段，新型电力系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高度智能化的能源互联网系统。

随着新能源发电比重逐步提升，电力系统中发、输、变、配、用各要素逐步发生变化，新问题不断出现，应对新问题的措施也不断加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电力系统也逐步改变。当前，中国终端能源消费中天然气占比仅7.8%（发达国家占比约25%），电能消费占26%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略高）。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已有坚实基础。基本进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必然贯穿于整个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且由于煤炭用量逐步减少，从整体上看煤烟型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中国要用发达国家不到一半时间完成由高碳电力系统过渡到低碳（近零碳）电力系统，必然是压缩型低碳转型。

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车辆整车制造、太阳能、风能设备制造业、充换电、储能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长会更快。从降低全社会成本角度看，对有的电力用户应比现在的安全防范要求更高，但对另一些电力用户则可以降低安全防范等级，甚至可以较长时期（如多天甚至数月）中断电力供应。

中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不是在几十年前一穷二白一张白纸的基础上构建，不能先破后立，而是要在现代电力系统基础上逐步升级换代成新型电力系统。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犹如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少年，而政策（包括规划、标准等）犹如鞋子，太小、太大都不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是经常换适合的新鞋，这就要求政策制定在方向和原则上体现出稳定性，在具体内容上和出台时机上要有一定灵活性和即时性。

因此，电力安全水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提升，同时，电力安全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的关系更为密切，满足不同用户的合理电力安全需求也非常重要。基本功能第一，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三项常规污染物的年排放总量全部加起来不到200万吨，低于美国煤电污染物总排放量（我国煤电发电量是美国2.5倍左右）。既要发挥好政策在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发展中的推动而不是冲动作用，又要发挥好阻尼而不是阻力作用。发达国家能源电力转型基本上是自然进程。第四，在生态文明框架和能源安全新战略基础上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3060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使用电能初期，电气化的标志之一是电灯，即便当时电能质量不高、停电频繁，但人们可以方便用蜡烛或者油灯替代，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大的影响。

第三，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目的是电能生产和消费系统实现零碳（近零碳）排放。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必然趋势。

而中等范围、局部的电力安全责任，将更多地由地方政府、分布式微电网承担，将安全风险分级、分散到各个更小的单元。所以，新能源之新是指新技术应用而不是指能源本身。

即便新能源发电不接入电网，但用户仍需要电网提供安全用电保障时，起保障作用的电力系统成本也应计入。第五，新型电力系统的主要约束是能源安全下的系统经济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同时，新型电力系统之新也不仅指形态之新，而是电力系统的一系列创新之新，包括传统电源、电网、用电、储能等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而且包括管理创新。

但从局部看，由于燃气轮机发电还要继续较大发展，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其排放的氮氧化物对局部环境质量的影响还需密切关注和严格控制。新能源与其他能源发展的关系犹如中药方中各味药之间的君臣佐使的关系，新能源为君，其他主要是为君发挥作用而提供各种功能，从而构成安全、低碳、经济的电能供应系统。

系统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发电环节成本（接入电网前成本）、电网为消纳新能源进行的升级改造成本、电力系统新风险防范如战略备用电源和长周期储能系统等成本等。第四，新能源主体应是数量主体、功能主体和责任主体。

应对重大新型电力安全风险，必须要有战略备用发电容量资源，以及配备一定的中、长周期储能设施。不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就难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